《隆中對》的得失

    劉備投奔劉表後，劉表待以上賓之禮，增其兵力，使屯新野，屏護荊州北境，一如此前之接納張繡。燃字閣http://m.wenzigu.com其間，「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御之」(1)。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北征烏桓，劉備建議劉表趁曹操遠出之機進襲許昌，劉表不能用。在荊州，劉備度過了他一生中相對平靜卻最無所作為的幾年。《九州春秋》的作者司馬彪曾著墨描繪過劉備坐看「日月若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的英雄悲懷。他確實還沒有看到自己的出路究竟在何方。

    在荊州風雲將起的前夕，劉備遇上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助手。這個人躬耕隴畝，讀書養氣。他讀書「獨觀其大略」，靜看天下風雲；每晨昏從容，常抱膝吟嘯。這個人自負雄才，「每自比於管仲、樂毅」，但只有他的好朋友崔州平和徐庶相信他確實有治國平天下的才能。

    經由徐庶的推薦，劉備三顧茅廬，留下一段風雲際會君臣契合的千古佳話，也留下一篇在後世廣為人知的對策。(2)

    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隆中對》堪稱後世最廣為人知的對策；也是在後世引發討論最多的對策。不管《隆中對》裡的構想是否作為持之以恆的指導方針，後世習慣於拿《隆中對》的內容與蜀漢的歷史相比照，掂量其間的得失。在比照中，有兩點尤顯突出。一是對策中的內容部分地被後來的歷史所應驗，顯示了「驚人的預見性」；二是對策中所提出的復興漢室的目標最終未能實現。諸葛亮為這一事業鞠躬盡瘁，最終遺恨渭濱，令人扼腕嘆息。

    宋代大儒朱熹「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鄧禹初見光武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朴平邊策編為一卷」(3)，讓學生研討歷史的興亡與得失。「武侯初見先主」而有《隆中對》。《隆中對》卻是上述諸對策中唯一最終目標沒有實現的對策。《隆中對》得失研討的價值卻超過其他對策。唯其階段性目標曾一度實現，其間必然有得；亦唯最終目標未能完成，其間必然有失。至於得失之間如何斟酌，正如同面對歷史本身，令人充滿困惑又充滿魅力。正因為如此，關於《隆中對》得失的研討，對於戰略思維的啟迪大有裨益。

    本章僅就這個文本所表達的思想內容的得失，做一檢討；無可迴避地，對評價《隆中對》得失的主要觀點的得失，做一評述。(4)

    千古以來，對《隆中對》的評價可謂褒貶不一。褒之者贊之為高明的戰策，貶之者則謂之有「內在的缺陷」。褒獎《隆中對》的人，主要是看到諸葛亮在對策時準確地預言了未來的趨勢。雖然諸葛亮是在時隔整整二十年後的《出師表》中才提到「今天下三分」，而在隆中對策時隻字未提「三分」之類的字眼，但在對策中，諸葛亮分析了北方的曹操集團，斷言「此誠不可與爭鋒」；分析了江東的孫權集團，指出「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剩下的就是劉備集團應該去爭取實現的「跨有荊益」。這樣，在漢末的政治地圖上，三足鼎立的態勢似已隱然成形。此後的局勢也基本上是朝著這個圖景演進。因此，後世以諸葛亮的這段分析稱譽他對當時天下大勢有著清醒的認識，對形勢的判斷符合實際情況，這種稱譽尚屬允當。

    至若有論者見後來三國鼎立，而讚譽諸葛亮未出隆中即已預見天下三分，似乎後來三個政權的鼎立，早在諸葛亮的預見之中，這卻是不當的稱譽。三國鼎立只是復興漢室的事業未能完成而留下的一個結果，而不是隆中對策時的目標。這涉及嚴肅的政治名分問題。即使是在二十年後，諸葛亮在《出師表》中提到「今天下三分」，下文說到蜀漢政權的現狀時，也是說「益州疲弊」，稱「益州」而不是稱「漢」，更不是稱「蜀漢」。諸葛亮這樣表述是將蜀漢政權當前的統治區域置於大漢帝國天下十三州的完整框架之中。這意味著，蜀漢的統治雖僅及益州一州，天下尚未一統，但這只是一種臨時狀態。那麼，諸葛亮所說的「今天下三分」，只是對當時三種政治勢力分據天下這樣一種政治現狀的描述，而不是指三個政權並立。三國鼎立是一種歷史表述，「天下三分」則是一種政治表述；一如「蜀漢」是一種歷史表述，「漢」才是那個政權的稱號。從政治上講，二者不能相混。(5)諸葛亮上《出師表》是在建興五年（227年），其時，諸葛亮並不面臨政治名分上的困擾。蜀漢以「漢賊不兩立」之故，對曹魏當然不承認，孫權當時還沒有稱帝。因此，並不存在三個政權並立的問題。蜀漢面臨政治名分上的尷尬，是在孫權稱帝之後。孫權稱帝，「以並尊二帝來告」，並以共訂盟約來鞏固聯盟。孫劉雙方為「求掎角之援」，都需要這個聯盟；但孫權還企望以蜀漢對他帝位的承認來增強其合法性。蜀漢內部為此曾有過爭議。諸葛亮也認為孫權稱帝確屬「僭逆」，但出於「應權通變」，對孫權「略其釁情」，最後裁示，「權僭之罪，未宜明也」(6)。這意味著，他對孫權稱帝實際上不承認，但為了維持聯盟而不公開否認。因此，若以後來三國鼎立的既成事實，而回溯到諸葛亮在隆中對策時的形勢分析，以此來讚譽諸葛亮的先見之明，可以說是完全曲解了諸葛亮的政治抱負。

    如果說褒獎《隆中對》的人主要是看到了劉備集團前半截的歷史，那麼，批評《隆中對》的人則主要是看到了劉備集團後半截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