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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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了一天的奔波，耿謹文終於還是按住了學生們對於各國公使館的圍攻，使遊行運動限制在了和平抗議的階段，雖然有人向使館內丟了幾塊石頭，但總的來說並沒有釀成學生和各國公使館武裝力量的衝突事件。

    當然，耿謹文是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壓制各國公使館想要動用武力強行驅散遊行隊伍的念頭上。自從庚子年義和團運動以來，東交民巷就沒有被北京市民圍攻過了，事實上要不是革命委員會派出的武警部隊接管了東交民巷區的治安，中國人甚至都不能進入這一街區。

    而今次耿謹文把北京城內的武警和警察隊伍全部調動到了東交民巷，把各公使館團團圍住，不僅僅在於攔截學生們對於公使館的進攻，還在於限制公使館內武裝人員的出動。英國人和法國人就有人試圖帶著武器走出使館區，但是被武裝警察給攔截了回去，雙方一度發生了對峙。

    雖然革命委員會收回了中東鐵路附屬地、膠州灣、煙臺和天津租界，讓各國外交官們開始正視革命委員會的力量，但是對於那些底層的各國人員，特別是過去享有治外法權的各國軍人來說，他們並不覺得自己的特權消失了，他們也不願意承認自己在中國失去了特權，同時也不相信過去對著他們唯唯諾諾的中國官吏敢於阻擋自己。

    在這種自大的心理下，看到中國學生公然在使館門口靜坐示威，就激發了他們的帝國榮譽感，因此就有人試圖展現自己的勇氣，就像他們在埃及和印度乾的那樣，用現代的武器去恐嚇那些原居民，從而讓他們知道在這片土地上究竟誰說了算。

    耿謹文緊張的就是，既不能讓這些外國武裝流氓衝出使館區傷害到學生，從而引發更大的混亂，又不能讓這些人引起國家之間的對抗。不過他也做好了武裝對抗的準備，因為對於共和黨來說，當前國內民眾的支持要更為重要，至於國際之間的衝突，只能讓現政府去負責了。

    不過今天這些小規模的對峙最終都沒有升級成局部衝突事件，從各國公使的克制來看，耿謹文也意識到現在各國也無意同中國發生戰爭，因此雙方之間爆發的對峙事件，最終還是以和平解決收場了。

    一早出門，直到月上柳稍時才拖著疲憊身體返回西交民巷辦公室，喊了一天喉嚨都喊啞了的耿謹文，一度想要先洗個熱水澡，然後今天早點休息的。不過他剛進了大門，就有機要秘書找了過來向他報告，長春有幾份文件送到了，正放在他的辦公室內。

    耿謹文立刻轉頭向著自己的辦公室走了去，他順口向著機要秘書問道：「是什麼樣的文件？」

    機要秘書立刻答道：「有勞動和經濟委員會、教育委員會和外交委員會的文件，還有一份是政治局會議的抄件，需要您親自拆封。」

    耿謹文便不再作聲，一路安靜的走回了自己的辦公室。進了房間後，他就在自己的辦公桌上看到了文件盒子。耿謹文打開盒子後先翻了翻其他幾份文件，最後才打開了封好的政治局會議的抄件文件袋。

    這份文件足足有幾十頁厚，耿謹文翻看了幾頁後才知道最近這段時間長春的中央委員們到底在忙什麼，才會連巴黎和會上的外交衝突都置之腦後了。

    這份文件，其實就是政治局會議紀要的簡略版，主要是為了向在外的中央委員們通報，黨中央最近開會決定了什麼，然後就是詢問在外的中央委員的意見是什麼。

    耿謹文很是認真的看著手上的文件，這場會議看起來討論的相當激烈，不過他很快就意識到，這是黨的中央委員們第一次在吳川缺席下，自行制定一項政策，也難怪他們會如此慎重其事了。

    而這場會議討論的主題是，梁廷棟和李大釗提出了成立城市公社的理念。耿謹文知道這個理念，去年冬天，吳川前往哈爾濱等地工廠、街道、農場進行視察，對於黨內及革命委員會的官僚主義現象進行了批評，並決定推動工廠工人的自治權力。

    在過去黨擁有工廠的所有制下，工人就是在為黨工作，因此黨禁止了工人自行組織工會的權力，也禁止工人在沒有獲得工廠領導的批准下進行罷工，在這一時期工會的工作實際上就是為了完成黨交代的任務去鼓動工人積極工作，並承擔一部分福利分配的工作。

    隨著吳川強行把黨的資產國有化、全民化，甚至是集體化後，工廠的所有制和管理權力就開始出現了衝突。理論上工人應當擁有管理工廠的權力，但實際上黨並沒有放棄對於工廠的全面管理。吳川在哈爾濱視察期間工人群體表達的不滿，就是認為黨管理的太多了，甚至採取了資本主義的方式在剝削工人們。

    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就是，工人希望在工廠生產和管理上擁有更多的民主。工人們開始厭煩，工廠中出現的官僚主義傾向和脫離實際的上級指定生產任務。

    對於工人們發出的訴求，一部分黨員是支持的，主要是宣傳部門的黨員，他們認為現在工廠內的管理距離社會主義的民主太遠了一些。但是對於那些經濟部門的黨員來說，他們反對給予工人過多的自主權，認為這只會讓勞動生產率下降，他們只同意提高工人的工資和待遇。

    於是黨內就出現了兩種傾向，一種認為應當給予工人更多的管理工廠的權力，比如給予工人自行組織工會的權力，讓工人通過工會和党進行對話；另外一種則認為應當貫徹實行工會國家化，因為革命委員會本身就是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因此工人階級的領導權力在革命委員會中已經獲得了體現，沒有必要再通過工會發出自己的聲音。黨對於工會的領導，就體現了工人階級的民主。

    耿謹文其實還清楚，兩派並不單單只是為了工會的權力而進行爭鬥，最重要的一點還是對這個城市公社的組織形態進行爭論。共和黨採取的執政方式是革命委員會加上政治協商會議，前者擁有行政權、司法權和部分立法權，後者則擁有重要的立法權及政治制度的協商權力。

    革命委員會組織方式雖然大部分參照了俄國的蘇維埃的組織，但是革命委員會的權力核心還是在於共和黨的民主集中制度。隨著革命委員會統治區域的擴大，革命委員會也越來越同政府部門融合、轉化。各省革命委員會主席，往往被各級部門及平民視為滿清時期的總督或巡撫。

    和滿清的總督、巡撫，民國的督軍、巡閱使不同的是，各省革命委員會主席雖然有著極大的權力，但是他們的權力可以被下級革命委員會或中央革命委員會予以否決，但同時他們又能對中央革命委員會的決策進行投票。

    因此，各省革命委員會的主席看起來沒有過去的總督巡撫那麼多私權力，但又比他們多了一些公權力。而和民國的督軍、巡閱使相比，他們的獨立性沒這麼強，但是卻又能夠獲得比他們更多的來自中央的支持。

    於是中國的革命委員會又被俄國同志稱之為中國式的蘇維埃，他們認為這種組織模式過於削弱地方的自治權力，並給予了中央太多的權力。當然，俄國人的這種看法並不代表整個俄共布的看法，在中國的共和黨看來，現在俄國各地的蘇維埃的自治權力未免太大了些，有些蘇維埃甚至公然選舉了反布爾什維克黨的人士當選了蘇維埃的主席，這簡直就是反革命團體麼。

    但是共和黨的大多數黨員們對於目前的革命委員會組織形態還是存在不滿的，他們認為現在的革命委員會組織方式存在著不少缺陷。一個就是革命委員會和地方行政部門的權力衝突，比如革命委員會內部組織的水利委員會就和地方上的水利局有著衝突，這樣的部門和委員會內部組織的權權力重疊案例不在少數。

    其次是革命委員會的編制都是臨時的，委員會很多委員一旦完成了自己手中的工作就面臨著失業的風險，這也是不少委員身上官僚作風越來越濃厚的原因。因此很多委員們都主張應當把部門委員會的編制固定下來，採取專業負責的方式組建專業委員會。

    最後就是，革命委員會的編制只到縣一級，再往下就很難建立完全脫產的革命委員會了，簡單的說就是縣財政負擔不起過多的脫產革命幹部。於是縣以下的行政管理，又主要依賴於縣局部門和鄉村系統。對於負有專職的公務員來說，其實很容易就同革命失去聯繫，因為他只對自己的上級負責，很少和橫向系統的幹部進行交流。

    因此縣一級機關就成為了黨內關注的重點，如何保證縣機關的行政效率，又不能使其失去革命性，也就是失去和群眾交流溝通的渠道。

    黨內對縣機關的組織方式也是爭執的厲害，以宋雲桐為首的委員們主張，縣機關應當以提高行政效率為主，和群眾的溝通完全可以交給基層黨組織，然後基層黨組織再對革命委員會進行反饋。不過梁廷棟為首的委員主張，不能讓基層群眾失去對縣機關的監督權力，通過基層黨組織去反應群眾問題，實際上就是給群眾監督基層機關部門製造障礙。

    黨內的這兩種主張一直爭論不下，不過在此前歐洲戰爭沒有結束的情況下，吳川一直採取的中立立場，主要還是把精力放在了外交問題上。在戰爭紅利的經濟高速發展期內，勞資衝突的問題倒也不算嚴重，因此這些問題暫時都被壓制下去了。

    去年底隨著歐洲戰爭的結束，歐洲方面在取消了美國大筆訂單的同時，也一樣取消了日本和中國的一部分訂單，從而降低了中國的外貿出口額，工廠訂單的減少，工人加班時間減少的同時，也引發了工人工資待遇下降的問題，這裡主要指的是那些私人企業和合資企業，從而開始激化了中國的勞資衝突。

    吳川在哈爾濱視察期間遇到的工人抗議，多數就是因此而引發的。雖然，隨著高爾察克政府的垮台，西伯利亞鐵路線的暢通，使得英法廢除的訂單，變成了來自俄國、東歐各國的訂單，這極大的緩解了東北的經濟問題。

    但是黨內的主流認識是，是時候解決工會問題及縣以下機關的組織問題了。畢竟現在整個華北地區已經開始鋪開建設，很快山東、河北、河南北部地區將會形成一個新的工業地帶，這一地區的人口遠遠超過了東北，因此如果現在不能解決縣機關的組織問題和工會的領導問題，那麼今後關內將會形成更大的麻煩。

    這一次，宋雲桐一方就吃了虧了，在這個要緊的關頭，宋雲桐被派到了國外，這讓梁廷棟和李大釗獲得了一個毫無障礙的組織試驗城市公社的機會。他們以哈爾濱紅十月特種車輛廠為核心，再聯合了附近的工廠和街道，建立了紅十月城市公社的試點。

    公社和集體合作社不同，這不僅僅是一個生產單位，也是一個行政單位和武裝單位。梁廷棟和李大釗把公社作為了最基本的社會單元，在這一單元中確立了工人的領導權力，即通過各工廠的工會推舉出工人代表，組建工人代表大會，對公社內部的各項政策進行監督，並擁有了對於公社領導人的罷免權。

    公社領導人由縣革命委員會任命，同時也是革命委員會的成員，他們在公社內執行縣革命委員會頒發的命令，和監督公社內行政部門的政策落實，工廠生產任務的完成等。也就是說，公社成為了縣革命委員會和群眾的交流溝通單位，工人階級通過工人代表大會向縣革命委員會反饋基層的問題，並直接監督基層的公社領導。

    這一城市公社的試點顯然是成功的，等到宋雲桐返回長春時，支持建立基層公社的黨員已經占據了主流。大家認為，公社這種形勢不僅解決了基層管理的問題，同時也解決了工會和工人階級領導的問題。

    過去共和黨一直宣傳，革命委員會是一個工人階級領導，同農民階級聯盟的無產階級政權，但是革命委員會的委員們，大多還是以知識分子出身的居多，工人出身的委員雖然有一些，但是在革命委員會中並不能發揮領導作用，因為工人們很難把自己的實踐經驗上升為理論，從而制定政策去引導革命委員會的前進，於是在政治協商會議上，工人代表往往淪為了舉手機器，最終形成了黨的決定就是工人階級的決定，反對黨就是反對工人階級的現象。

    但事實上，黨的許多政策是存在著向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妥協的方案，是有損於工人階級利益的。在某種程度上而言，資產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意願要比工人代表高的多，這就使得黨不得不向資產階級做出了退讓。這種習慣一旦形成，共和黨的委員們每一次就習慣性的讓工人階級做出犧牲了，因為工人階級總是會服從於黨的意志的。

    現在公社建立之後，工人開始從自身利益出發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了，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黨需要重視工人階級的意志，否則就會失去公社的支持。因此在傾向於社會主義理論的黨員看來，公社這一單位至少體現了工人領導國家的目標，自然是應當支持的。

    耿謹文翻完了正本會議紀要後，整個人反而精神了起來，他心裡默默的想著，「看起來這一次宋雲桐這方倒是在會議上成為了少數派，公社的建制化已經不可能被攔阻了。不過，光憑梁廷棟和李大釗是做不到這樣一面倒的勝利的，看來主席雖然不在國內，還是做了安排啊。」

    思考了半天后，他拿過了一旁的空白稿紙，然後取過鋼筆在稿紙抬頭工整的寫道：「關於建立天津公社試點的請求…」